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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朝建康災害研究

發布時間:2019-12-23所屬分類:文史論文瀏覽:1

摘 要: 內容提要 建康在六朝時發生災害381次,占同期各地區災害記錄總和的三分之二以上。建康及周邊地區的建設與開發,一方面可以集聚大量的資源、建立相對完備的防災減災體系,有助于增強城市抵御與應對災害的能力;另一方面也容易激化人地矛盾,打破此前人地關系協

  內容提要 建康在六朝時發生災害381次,占同期各地區災害記錄總和的三分之二以上。建康及周邊地區的建設與開發,一方面可以集聚大量的資源、建立相對完備的防災減災體系,有助于增強城市抵御與應對災害的能力;另一方面也容易激化人地矛盾,打破此前人地關系協調的局面,是誘發災害的要因之一。建康受災后,六朝各政府采取了賑濟、減蠲賦役、申倡節約等荒政措施進行應對,但總體上成效有限。實現人地關系的動態平衡,是維持城市發展與災害之間良性關系的關鍵因素。

六朝建康災害研究

  關鍵詞 六朝 建康 災害頻率 防災減災體系

  建康東臨鐘山,西、北以長江為屏,南有秦淮河,北靠幕府諸山,地理位置優越,是六朝的都城與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,是我國七大古都之一。同時,建康也是六朝疆域范圍內災害爆發次數最多、種類齊全、災情嚴重的地區。自吳大帝孫權嘉禾三年(234)九月朔“隕霜傷谷”[1] 始,訖陳后主禎明二年(588)六月大風“激濤水入石頭城”[2] ,建康有災381次。建康的災害記錄占到了六朝所有地區災害記錄總和(557次)的三分之二多。

  對六朝建康的災害種類、次數、災情等,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有不同程度地涉及[3] ,這些成果構成了繼續深入探討該問題的學術基礎。但仔細審視這些成果后,我們發現:其一,對災害次數的統計不夠完備,存在一定的疏漏;其二,在災情的把握上,或粗略地概括,或簡單地羅列文獻記載,無法區分出不同災情的危害程度;其三,未能有效地借鑒氣象學、災害學等相關學科的知識展開分析。鑒此,本文以《三國志》《晉書》《宋書》《南齊書》《梁書》《陳書》《南史》《隋書》的記載為主要依據,輔之以《建康實錄》《太平御覽》《資治通鑒》等,對六朝建康的災害進行深入地研討。

  一、六朝建康災害分時段研究

  作為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的建康受到時人的密切關注,史家著史時對各地區災害、雨澤奏報記錄的選取也以建康為主。因此,建康的災害記錄居六朝各地區之首。當時,建康發生災害381次,其中吳23次、東晉186次、宋76次、南齊39次、梁38次、陳19次。對建康災害時間序列的研究,我們主要采取兩種方式:一,以帝王統治時長為標準劃分時段(見表1);二,根據公元紀年劃分時段(見圖1)。

  災害頻率是反映一段時間內災害爆發特征的重要指標。災害頻率的數值越大,表明一段時間內災害爆發的次數越多;反之,則越少。表1顯示,六朝時,建康災害頻率前五位的帝王依次為:晉明帝、晉安帝、宋后廢帝、齊武帝、晉元帝。而后五位的帝王為:吳末帝、梁敬帝、吳大帝、晉哀帝、宋武帝。由此可知,以晉明帝為代表的前五位帝王在位期間,年均災害爆發次數較多;而以吳末帝為代表的后五位帝王統治期內,年均災害爆發次數較少。

  六朝時,建康年均爆發災害1.15次。從朝代來看,高于這個平均值的是宋(1.28次/年)、南齊(1.69 次/年)、東晉(1.82次/年)。就在位的帝王而言,有14位比這一平均值高,除上文提及的災害爆發頻率前五位的帝王外,還有晉孝武帝、宋前廢帝、齊東昏侯、晉穆帝、宋明帝、齊高帝、陳武帝、宋文帝、晉廢帝。其中,晉明帝在位期間(323—325年)災害爆發頻率最高,平均每年有災3次。

  此外,比較相同時段長度內的災害次數也是衡量災害爆發特征的指標之一。目前,學界的通行做法是以10年段(從××0至××9年)為標準,我們以此為據,將六朝332年劃分為32個時段。在劃分時段時,必須說明的是:一,建康在孫吳滅國至西晉滅亡(陰歷280年3月—317年3月)期間不是都城,史家對此地的災害記載可能有所疏失,因此這一時段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圍內;二,為了確保劃分出來的絕大多數時段符合學界普遍認可的標準,我們對其中三個特殊時段做了一定程度地規定,即222年至239年為第一時段,270年至280年為第五時段,317年至329年為第六時段,而其余 29個時段皆為10年。據此,制成圖1。

  圖1顯示,六朝建康災害的時間分布不均衡,第六時段(317—329 年)、第十四時段(400—409年)、第二十三時段(490—499 年)發生災害的次數位居前三,分別有28次、28次、25次?紤]到第六時段比后兩者多3年,則第十四時段災害的爆發頻率居于首位,即平均每年有災2.8次。同時可以看到,第六至第二十三時段(317—499年)是災害的高發期,第一至第五時段(222—280年)、第二十四至第三十二時段(500—589年)是災害的低發期。在災害高發期內,以第十四時段為界,前半段與后半段的爆發態勢略有差別。

  災害高發年份集中在災害高發期內,也是六朝建康災害時間分布不均衡的特征之一。六朝時,建康有災年份為193個,無災年份為139個。也就是說,193個有災年份發生災害381次,平均每年有災約1.97次。災害次數高于這一平均值(即≥ 2次)的年份便是災害高發年份。據統計,這些年份有97 個,其中位于災害高發期內的有79個,約占災害高發年份總數的81.4%。并且,每年爆發7次災害的3 個年份(377 年、414 年、466 年)與爆發 6 次災害的 3 個年份(322 年、410 年、493 年)均在災害高發期內?梢哉f,災害高發年份的持續出現,造成了六朝建康災害的時間分布不均衡。

  二、六朝建康災害分類研究

  六朝時,建康災害的種類齊全,堪稱眾災畢至。按照災害發生次數的多寡排序,依次是:旱災73 次、風災72次、地震70次、水災67次、雹災29次、雪災27次、疫災24次、霜災11次、寒凍5次、蝗災3 次?偟膩碚f,旱、水災相對多發,且危害彌深。限于篇幅,下面對這兩種災害進行深入地分析。

  學界對明代以前水旱災害史料的等級量化常受制于史料自身的問題:其一,各地區的水旱災害史料分布不均勻;其二,史料對水旱災害的具體情況描述不夠詳細與精確。不過,他們研討的區域多為一般地區,而非都城。明代以前,與一般地區相比,在發生時間上,都城水旱災害記載的連續性較好;在文獻描述方面,都城水旱災害記載的詳實程度要高;诖,本文將對六朝建康水旱災害的等級量化進行初步地考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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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目前,水旱災害史料的等級量化視角有二:一是氣象學意義上的歷史氣候干濕研究,二是災害學意義上的歷史災害研究。氣象學學科中的水旱災害,因研究目的的特殊性,僅從致災因子的角度進行探討。而災害學視域下的水旱災害,要綜合考量致災因子、孕災環境與承災體的共同影響。因此,災害學對歷史水旱災害的等級量化,與氣象學有別。在借鑒前人有關歷史時期水旱災害等級量化標準的基礎上[1] ,我們將六朝建康的水旱災害分為七級:大旱、旱、偏旱、正常、偏澇、澇、大澇。例如,晉元帝太興四年(321)“五月,旱”[2] ,定級為偏旱;晉成帝咸和九年(334)六月“大旱,詔太官徹膳,省刑,恤孤寡,貶費節用”[3] ,定級為旱;若“旱”“大旱”外,文獻中還記載有“井瀆竭”“泉水凅”“赤地千里”“蝗”“疫” “人相食”等,或旱災持續數月、跨季,則等級上調一檔。又如,宋文帝元嘉十九年(442)閏五月“京邑雨水……遣使巡行賑恤”[1] ,定級為偏澇;吳景帝永安四年(261)“夏五月,大雨,水泉涌溢”[2] ,定級為澇;若 “水”“大(霖)雨”“大水”外,史籍中同時記載有“深數尺”“漂流百姓”“乘船”“通船”“死者甚眾”“賜材器”等,或水災持續數月、跨季,則等級上調一檔。此外,在12次由濤水涌溢所致的水災中,除晉安帝元興三年(404)二月的大濤水定級為大澇外,其余全部定級為澇。依據上述原則,制成表2。結合相關知識對表2進行分析,可以得到五點重要的認識:

  第一,東晉立國百余年間是建康水旱災害的多發時段,其中水災33次、旱災52次,分別約占總數的49%、71%。并且,東晉建康的水災頻率(約0.33次/年)、旱災頻率(約0.5次/年)也居六朝之首。晉元帝至晉穆帝年間(317—361年)、晉孝武帝至晉安帝年間(373-418年)可以稱作建康水旱災害兩個小的集中爆發期。

  第二,水災類型主要有二:降雨型水災、河溢型水災。前者由大氣降水偏多所致,后者與“客水”過境等因素有關。在建康67次水災中,22次為降雨型水災,13次為河溢型水災(12次為濤水),其余不詳。22次降雨型水災除11月未見外,其他各月均有發生,扣除無法準確判定月份者不計,陰歷6月(5 次)、8月(4次)、5月(3次)降雨致災的情況較多。這一特征,與建康的地理位置關系至密。當代氣象學者的研究表明,冬、夏季風的進退與交替是我國各地雨季形成的關鍵因素。在東部地區,公歷5月及以前,雨帶位置主要在長江以南;6月上旬至7月上旬左右,雨帶逐漸向北推進至江淮流域,大約同時,長江中下游地區出現梅雨;7月中旬以后,雨帶移至華北、東北、西北一線;9月份雨帶迅速的由北向南退卻[3] 。盡管南京的氣候古今有別,但波動不大。陰歷5、6月(相當于公歷6、7月)正值建康的梅雨時節,陰歷8月(公歷9月)則是夏季風從北往南退卻途中路經建康之時。所以,這3個月雨量充沛,容易引發水災。

  當然,降雨量偏多并不是誘發水災的唯一條件,秦淮河涌溢也是導致建康水災不可忽視的因素。以晉安帝元興三年(404)二月的大水災為例,當時“濤水入石頭”,“商旅方舟萬計,漂敗流斷,骸胔相望”,以致史家感嘆“江左雖頻有濤變,未有若斯之甚”[4] 。所謂濤水,即蘊含著巨大能量的江河涌溢之水。濤水危害甚大,或漂流船舫,或毀壞房屋,或淹殺百姓,除其自身的破壞力外,也與商業市場集中于秦淮河畔、普通百姓多沿秦淮河南岸居住有關[5] 。史載,秦淮河沿岸地勢偏低,劉宋以后,貴族園宅多位于秦淮河以北爽塏之地,富人居室布列御道左右,而南岸多平民屋宅,易遭水淹!赌淆R書·五行志》所記齊東昏侯永元元年(499)“七月,濤(水)入石頭,漂殺緣淮居民”,便是明證。

  第三,從旱災的成因來看,文獻明確記載“不雨”,以及我們通過“雩”“大雩”[6] 等文化事象推斷無雨者有24次。換言之,六朝時,建康至少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旱災由降雨量偏少所致。對這24次旱災的月份加以統計后可知:陰歷6月(5次)、3月(4次)、10月(4次)出現旱災的情況較多。究其原因,受大氣環流的影響,陰歷3月(公歷4月)攜帶著溫濕空氣的夏季風還未北進到長江中下游一線,陰歷10月(公歷11月)寒冷干燥的冬季風又控制著這一廣大的區域,這兩個月建康地區無法形成冬、夏季風都很強大且相峙不下的季風鋒面,以致降雨量偏少,易發旱情;而陰歷6月(公歷7月)雖有部分時日處在梅雨時節,但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控制下出現的伏旱期隨之而至[1] ,水旱災情交替發生的現象比較常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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